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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转贴]文化,还是制度?

作者:王焱

◇这两年传统文化热,有人大讲传统复兴。而在一些人眼里,传统就是儒学,这种说法,我觉得会影响我们对于传统的准确把握。

◆当然,中国文化源远流长,博大精深,单单是儒学不足以概括。不过,说到李零的《丧家狗》一书,副标题是《我读论语》。他主要诠释的是《论语》中的孔子。这样诠释出的一个作为人文知识人的孔子,当然是很有意义的,但是却很难揭示出孔子与儒学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影响。之所以有不少人用儒学代替整个传统文化,正因为儒学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,确实比其他诸家影响更大。正如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指出的,儒家最重要的影响,其实是在传统社会的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。这就是汉代以来儒学“以礼入法”的结果。在这个意义上,不了解儒学,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古代中国。而李零的书受《论语》文本的限制,在这方面展开不多。


◇那么请问王老师,我们该如何看待传统,以及传统对现代的影响?还有你刚才也谈到了五四的激进的做法和传统的割裂,五四和传统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吗?

◆一个有生机的传统,而非博物馆中的僵死传统,不仅可以为建立一个可欲而又可能的现代社会提供支撑,而且可以矫正现代社会带来的一些负面东西。1911年民国肇建,中国当时是亚洲第一个建立新式共和政体的国家,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,其正当性不可能完全依赖现成的传统来提供。在这种意义上,传统知识的正当性受到了质疑;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是要将传统知识转化为现代知识形态,这是知识的古今之变;另一方面,也要为新生的共和政体提供正当性支持。这是政治的古今之变。在这一意义上,可以说文化上发生巨变几乎是必然的。当然,五四时期确实有一些极端反传统之论,比如说“汉字不灭中国必亡”之类,今天看来当然是很荒谬的。

海外学者林毓生教授认为,五四时期的全盘的、整体性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思潮,其实还是来自于传统,特别是来自于儒学“靠思想文化解决问题”的深层预设。换言之,反传统其实正蕴含在传统之中。上篇谈到近代经学两大门户包括康有为与章太炎,也正是晚清反传统思潮的主将。康有为不用说了,章太炎今天被称作是国学大师,可就连他老人家也写过“订孔”之类的文章,足以证实林毓生先生的这一观察。由此可以说,正是在现代性登场的背景之下,儒学内部原有的张力与冲突,导致了这一思潮的出现。

不过从学术上说,那种全盘性、整体性的反传统思潮是站不住脚的。我们只有立足于一个既定的文化系统之外,才可能整体性的批判这一传统,但这是不可能的。就像黑格尔说的人跳不出皮肤一样,我们也跳不出自己的文化,因为就连我们的自我意识也是传统塑造出来的。我们只可能站在传统的一个方面去批判另一个方面,而不可能站在传统文化的外面反传统文化。实际上那种激进的全盘反传统的口号,却恰恰遮蔽了批判者所据以反传统的那个立足点,其实也源自于传统。这反而成了批判的一个盲点。这就好像哲学上的“理发师悖论”,理发师给所有人的理发,谁给他理发?


◇我们一般会说五四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反传统的文化运动,有一些口号、文章里面能明显看出来,但是我们如果细看的话会明显发现比如说胡适,他是五四的干将,胡适也提倡“整理国故”,后来他又写《说儒》,那里边的观点,很明显是尊儒的。

◆即便是激进反传统的五四人物,思想和内心的深处也是矛盾重重的。对传统文化,他们往往是在感情上亲和,在理性上反对。文史学者缪钺先生很早就发现,那些五四人物在对待传统方面都有早期和晚期之别,两个时期的态度和立场恒趋于激进与保守的两个极端。我想,这大约与民初时期作为中国的魏玛时代,政治文化方面的状况不够理想有关。从两千年的帝制中国转向共和中国,这一转型是十分艰难的,有人说要五百年才能完成。其原因之一,恐怕就在于我们的传统中缺乏共和要素,所以当时就有人做诗说:“无量金钱无量血,可怜赢得假共和。”但是,人们既然选择了共和政体,就走不了回头路了。这就需要更多汲取西方的共和政制传统。单单是讴歌老传统,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,都不可能为共和政制充分提供正当性。所以,在这一意义上,五四运动激进一些,几乎是必然的。如果从文化方面看,五四的积极方面,就在于开启了向西方求取真理的大门。


◇无论是晚清面对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而起的各种应对(变法维新,托古改制等等),还是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批判,都与遭遇西方有关,也就是说,文化问题在某种意义上,是一个中西问题,不知王老师怎么看?

◆不如反过来说,很多聚讼纷纭的所谓“中西问题”实际上是古今问题。其实在中古社会向近代转折之际,各个国家都有所谓古今问题。拿欧洲来说,十八世纪法国有“古今之争”,而德国有所谓“德国问题”的争论,其实也是古今问题。但是这些国家在历史的进程中,经过在国家构建方面的不断努力,终于建成了现代民族国家。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国际关系中主权的承担者,其行为是自利的。谁又能说这些国家都已经成了所谓“新罗马帝国的自治省”,而丧失了自身的文化身份了呢?

亨廷顿的《我们是谁?》是面对当代美国移民问题,力图在政治认同的基础上,同时也强调文化认同,而不是用文化认同来取代政治认同。相比起来,几年前由一些当今政坛文坛名流联名发布的《甲申文化宣言》,在政治文化方面更成熟一些。《宣言》认为中华文化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,可以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,但同时也强调“接受自由、民主、公正、人权、法治、种族平等、国家主权等价值观。”


◇有一次你在讨论亨廷顿的《我们是谁》的时候,认为中国古代更多依靠的是前现代的文化认同,而基本上没有建立起现代的政治认同。也提到了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,比如腐败,实际上都和认同的阙失有关。您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问题。

◆整个近代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,简言之,就是如何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。

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,王朝是一姓之政权,是家天下,所以古人对这些朝代的称谓是刘汉、赵宋、朱明等等。百姓民众期盼的只是“天高皇帝远”,对这些王朝政权的嬗递更替,并不关心。只有在异族入侵的时候,民众才会奋起抗争,为什么,因为在后一种情形下,保卫的是自己的生活方式,是文化。曾国藩在起草平定太平天国的檄文中,也不敢以保卫大清政权为号召,而是聪明地诉诸保卫华夏文化――儒家的纲常名教。这也就是诉诸文化认同的力量。

即使仅仅从《论语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,作为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主流的儒家,不以种族而以文化别亲疏高下。在传播文化方面,不像世界其他宗教那样偏好使用武力传教。儒家文化的这一特点,使华夏文明成功地应对了历史演进过程中遭遇到的各种问题,包括民族冲突、文化冲突等等。但是它的前提是,周边没有高于华夏文化的文明存在。近代欧风东渐之所以给士大夫带来那样大的震撼,首先是由于当时“睁眼看世界”的知识人已经看到,西方各国率先进入的现代文明,与华夏历史上遇到的文明冲突如西域传来的佛教等大为不同,它对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构成了一种真正的挑战。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,便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与政治认同问题。现代国家与古代王朝的正当性来源不同,要诉诸国民的认同。像慈禧太后的“宁与友邦,勿与家奴”,将国家主权视为自己口袋里的私货,这种“朕即国家”的王朝国家的心态,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构成的国际体系中,注定是要被埋葬的。民族国家(nation-state)也可译为国民国家,它要通过政治化的过程,使以往的臣民变成公民,然后通过一系列符合正义原则的制度安排,让公民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里,并形成一种政治认同。古代中国只有王朝国家的传统,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新型政治组织的挑战,迫使中国人开始了构建现代nation(国家、民族)的历史进程,这一过程至今也远未完成。

某种意义上可以说,正是由于在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方面的阙失,导致很多人缺乏国家民族观念,甚至将现代国家视为一个单纯的市场,仅仅是一个满足个人发财致富的淘金场,这是误把国家错当成了以个人牟利为中心的市民社会(civil society),结果造成贪污腐败横行不法的现象不断蔓延。


◇那么,我想问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,两者间是一种必赢彩票网什么样的关系呢?

◆所谓“认同”(identity),就是对于“我是谁”这一问题的回答。它既指个人与他人所具有的共识与默契,同时也意味着个人对自己所属的群体特征所持的肯认态度。文化认同(Cultural identity )与政治认同(Political identity )要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。两者虽有关联,却不是同一件事物。前者是个体对于自己文化身份的肯认,满足的是归属的需求;后者是个体对自身政治身份的肯认,关乎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。

让我们回到经学、传统和现代社会的问题。从汉武帝独尊儒学开始,儒学不断渗透到整个社会政治制度里边,包括它的法律,这就是所谓“以礼入法”。帝制中国在近代终结以后,不仅仅是清王朝的失败,而且意味着单纯凭借儒家的社会思想回应现代性挑战的失败。民国肇建,意味着儒家从政治社会的建制中退出。如果说从汉武帝时代到晚清变法,是儒家不断通过建制化向社会政治方面扩展的一个“进”的过程;那么帝制终结则不仅意味着宇宙论王权的解体,也标志着儒学开始逐渐“退”出政治社会建制,乃至于余英时先生说,儒家在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无处挂搭的“游魂”。

李零的书之所以能够引起很大争论,一个深层原因是,李零诠释出的孔子,不再是以往那个为政治社会立法的圣人,而是一个人文主义者,就是一个知识分子。这实际上是反对将儒学和孔子政治化。在他看来,在现时代,儒学的使命主要是守护人文精神,儒学已经不大可能像古代那样建制化了。而在另外一些出于制度性焦虑的人看来,只有将孔子和儒学政治化,才能从中寻觅建构政治社会秩序的元规则。换言之,他们主张,孔子与儒学依然是构建现代国家的一个基础。

无论怎样,现代社会不是古代社会,现代民族国家也不是古代的王朝国家,仅凭文化认同,既不可能构建现代民族国家,也不可能取代政治认同。设想即便人人对于《论语》都可以出口成诵,但是社会上还是腐败蔓延,法治不立,大家就都认同你了吗?连孔子生前也说必赢彩票网杀号定胆,“道不行,乘桴浮於海”,甚至要“居九夷”。政治是政治,文化是文化,两者虽有关联却不是同一个问题。想用文化认同来遮蔽和取代政治认同,那是不可能成功的。借用牟宗三先生的概念,经学、传统与现代中国政治社会的关系,是“曲通”,而非“直通”。像山西黑砖窑之类的事情不断发生,不能不让人感慨,如果我们连公民的基本人权都无法保护,连维系现代社会的起码法治也都建立不起来的话,侈谈文化主体性,究竟还有多少意义可言呢?

在个人看来,儒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想,其最大问题在于它过度强调“亲亲”与“尊尊”。在东亚社会,所谓“亲亲”往往导致公私不分的“裙带资本主义”(crony capitalism)的祸害;所谓“尊尊”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,在当下则很容易流为依赖等级特权为治的腐朽社会,从而与现代社会的平等价值直接相冲突。怎么解决?我看很多自我标榜为儒家的人,并没有能够真正回应这一问题。

最近读到耶鲁大学的教授的文章,觉得他说的很好:“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、信息提供架构、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做更进一步调整,如果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进展,仍然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,当前的模式走下去出问题是一定的。”这里也指出,问题的症结在于制度,而非文化。


原载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2007年8月4日,略有修改。